“特朗普2.0”爲當代人種下了怎樣的因果？

作者：殷嶽

特朗普2.0之下 那些驚慌失措的年輕人

這周開始，洛杉磯的暴亂又成了美國最大的新聞，而上周人們還在討論哈佛國際學生的去留。再之前大家還在關注中美關稅談判。感覺關稅已經很久遠了嗎？特朗普挑起貿易戰也不過4月初。

特朗普2.0至今不過半年，就已經發生了特朗普VS澤連斯基、特朗普VS國際貿易、特朗普VS中國、特朗普VS哈佛、以及如今的特朗普VS加州。如果說貫穿特朗普1.0的關鍵詞是“不確定性”，那特朗普2.0的關鍵詞更像是“失序”——不確定性至少還錨定着一版更加合理的路徑，而“失序”則連理想的樣本都不再有。一切的發生都和既往規則無關，而且下次依然會出乎意料。

美國對華關稅飆升到145%時，一位服裝品牌創始人告訴我，他們原本花了一年時間布局生產線和團隊，希望2025年大幅進軍美國市場。即便2024年大選時已做過關稅預案，但現實的兇猛超越了所有準備。公司的出海戰略被一紙政令絞殺後，布局成本全部沉沒，還要面對解僱賠償等一系列手續。受影響的員工更是要在剛工作一年後重新求職。

而當中美達成關稅協議後，145%的關稅就那樣憑空降低了。我問那位創始人是否打算繼續出海美國，他只是笑了笑說：“從長計議。”

美國媒體在關稅談判後的報道中也提到，美國市場的反應也只是“謹慎樂觀”——未來的驚濤駭浪仍不可測。

公司尚有抗風險能力，留學生們才是真的無助。一些美國學校在線上討論會中，甚至建議國際學生不要用真名，並關閉攝像頭。

在美國知乎Reddit上，一則“有沒有國際學生放棄來美讀書”的帖子下，充斥着各國留學生的無奈控訴。一條高贊回復說：“這裏只有壓力，因爲你的一切行爲都會被認爲帶有其他目的”。另一位已經拿到籤證的用戶表示自己考慮轉學歐洲，因爲擔心入學後籤證被吊銷。

我對話的一位在美中國留學生說：“大家都提心吊膽，夾着尾巴活着。”他說得很平靜，沒有怨恨或憤怒，只是一種凜冬前的蟄伏感——如同動物在危險來臨前本能地趴伏。不同學校的同學都認可這種“悶聲活着”的情緒：“上課時大家都低着頭，盡量不參與觀點性太強的課堂討論，校園活動也不主動參加。”

這種驚弓之鳥的姿態不僅讓人心痛，更讓人遺憾。美國大學的競爭環境最強調個人英雄主義，當小透明等於放棄學校的機會資源。但誰又能怪罪這些學生呢？斷臂求生，大概是當下最務實的活法。

在我們語音通話的最後，這位留學生一再懇請我不要透露任何個人信息，連東西海岸都不想說明，甚至連化名都不要起。似乎任何一點關於個人身分的提及，都會引來滅頂之災。

當前洛杉磯的兵荒馬亂，很多人在自己的賽道上都體驗過了不同的版本。

從斷裂的秩序中墜落：一代人的無助與沉默

其實關稅調整常有，籤證風向也時有變化。但政治的劇烈轉向，才是普通人最無從躲閃的風暴。成長於和平與秩序時代的人，早已習慣用一套既有的因果邏輯來理解世界：跨文化發展能激發新的優勢，發達經濟體會帶來更廣闊的機遇，名校的學歷能解鎖世界的機會……

可如今，這套因果鏈在幾代人的眼前崩塌了——別國背景成了“其心必異”的原罪、商業活動變成了國家安全的隱患；而那些走向國際的精英個體，反而是最先被絞碎的浮萍。

曾經的秩序並非完美，甚至說它千瘡百孔都不爲過。但當人們盡情調侃“世界是草臺班子”時，卻忘了自己原本也在這套秩序中流動。舊秩序轟然倒塌，新規則卻遲遲未至，個體的努力如同斷線的木筏，只能被暗流帶着沉浮。

這很像心理學定義的“習得性無助”——由美國心理學家馬丁•塞利格曼提出的這一理論揭示了一個關於我們思維模式的事實：“無助”是一種後天習得的技能，當個體的努力無法影響事件的結果時，無助感便會產生。當個體一次次的努力都沒能帶來改變，無助感一次次被加強，會導致個體徹底放棄希望，不再採取行動。

在發現這一心理模式的實驗中，塞利格曼用輕微電擊刺激實驗狗，只要狗能跳過擋板，電擊就會停止。實驗最後，那些沒能跳過擋板的狗，只能一動不動地趴着被電擊。哪怕放歸自然環境後，它們對零食、擁抱和撫摸都變得無動於衷。

在對鴿子的實驗中，塞利格曼發現了同樣的心理模式——實驗人員在鴿籠安裝一個自動投食器。當有鴿子扇動翅膀，恰逢食物落下時，鴿子便建立了“扇動翅膀=食物掉落”的因果認知。但當實驗人員將喂食器改爲隨機掉落模式後，鴿子發現扇動翅膀無法帶來食物。鴿子變得混亂慌張。它們扇動得更用力、跳躍得更瘋狂，表現出了明顯的焦慮情緒。

最後，在與人類志願者進行實驗時，同樣的結果再次上演。

這一實驗中最反直覺的部分是：積極的結果也會造成無助感。比如一些豪門二代的憊懶、或是意外暴富後的迷失等。這其中的邏輯是一致的——當努力與回報無關，個體對命運掌控感都會降低，並懷疑自己的價值：如果一切的發生都與我無關，那我本身的存在又有什麼意義？

而在世界高度全球化的當今，國際政治博弈早已滲透至各個領域。棋子仍然遵守馬走日、象走田的規則，卻不知棋盤上連經緯都已被扭曲。“因果”的斷裂不僅是一種情緒衝擊，也是一種世界觀的崩潰。正因如此，廉價的情緒價值才會泛濫至此，因爲我們需要的不只是重構信心。

無助的一代人與沒有神明的廟宇

當習得性無助成爲一代人的情緒背景，它就是一種值得警惕的羣體性失能。它浸潤在一代人面對命運的方式中，滲入每個人對希望、努力與生命的理解裏。

美國政治學家Ronald Inglehart 對代際價值觀的研究指出，在物質滿足與意義追求的抉擇中，真正影響人們價值取向的並非簡單的經濟基礎，而是對“生存是否足夠安全”的主觀綜合感受。當國際政治洶湧闖入普通人的生活，打碎了每個人生活的掌控感和安全感，當“現在的努力”無法錨定在“未來的改變”上時，社會便開始自我蟄伏——不再崇尚意義與冒險，而轉向生存與回避。

這是一種結構性的降級。它狡猾地藏在社交媒體的罵戰裏，流量市場的情緒價值裏，以及當事羣體的極度沉默裏。人們誤以爲那是憤怒、割裂與對立，但它只是個體對現實的無助。

在這樣的狀態下，年輕人收起了星辰大海的願望，轉而供奉眼前的溫飽，在沉默中堆砌起沒有神明的廟宇。

當代人的另一種命運：不是所有沉淪都無路可返

沉淪未必是當代人唯一的結局。塞利格曼的研究中，有一個意味深長的細節。

他發現，只要給實驗對象哪怕一絲“可控性”——比如一個能隨時終止實驗的假按鈕——即便沒有真的使用它，志願者在試驗後反饋的無助感都顯著降低。在這版實驗中，唯一的區別是人們相信“我尚有力量”。

對動物來說，“習得性無助”也是可逆的。實驗人員面對已經習得無助的實驗狗時，發現連玩具和食物都無法使它們興奮。科研人員最終諮詢了馴獸師。馴獸師的建議是：“一腳把狗踹出電擊區就行。”實驗人員照做後，狗愣住幾秒，發現電擊停止後，竟然重新活躍了起來。

對陷入絕望的狗來說，那一腳幾乎算得上某種宗教意義的神跡。

塞利格曼提出：打破無助的鑰匙，就是“掌控感”——個體相信自己的行爲仍然能撼動現實，哪怕只是輕輕一觸。其實“掌控感”本身也是一種賦能，它讓個體相信自己有力量。有時這份觸動來自他人，但更多時候，門會被我們自己踹開。總之，我們需要的從來不是神跡。

當代人避開走向“沉淪一代”的岔路口，就是在內心找到“踹醒自己”的那股力道，打斷自己從時代中習得的無助。它不需要優雅、不需要體面，只需要頑強和相信。即便處於一個失序的時代，我們依然可以直面這個時代的失序。

而那種力道，或許正是我們這代人，在經歷時代的坍塌和碾壓後所能構建的哲學。我們失去了原有的因果，卻也因此被迫踏上未知的徵程，去尋找新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