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解放日”關稅被叫停：權力之爭與全球經濟震動的深度解讀

撰文：Luke，火星財經

2025年5月29日，美國國際貿易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IT）作出了一項具有裏程碑意義的裁決，宣布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於4月2日推出的“解放日”關稅政策無效，理由是總統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 IEEPA）以貿易逆差爲由徵收全面關稅的行爲屬於越權。這一裁決不僅是對特朗普第二任期貿易政策的一次重大司法挑戰，也引發了全球金融市場的震動，債券收益率波動，資金流向發生變化。

一、事件背景：特朗普的“解放日”關稅與全球貿易戰升級

特朗普在其第二屆總統任期內延續了第一任期的貿易保護主義路線，試圖通過高關稅重塑美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關係。2025年4月2日，特朗普宣布“解放日”關稅政策，對全球超過180個國家和地區的進口商品徵收“對等關稅”（Reciprocal Tariff），其中對中國的關稅高達145%，對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商品徵收25%的關稅。這一政策被特朗普政府描述爲應對貿易逆差、非法移民和邊境安全問題的“強硬手段”，旨在保護美國經濟和制造業。

特朗普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和《國家緊急狀態法》（National Emergencies Act）宣布多項“國家緊急狀態”，以繞過國會的貿易管理權限，直接實施關稅政策。據彭博社報道，特朗普的顧問團隊，包括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和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在關稅政策的制定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特朗普在簽署行政命令時表示，緊急狀態賦予他“做任何必要的事情來解決問題”的權力。然而，這一激進的貿易政策迅速引發了國內外的強烈反彈。

在國內，五家依賴進口商品的美國小企業，在無黨派組織自由司法中心（Liberty Justice Center）的支持下，向美國國際貿易法院提起訴訟，挑戰關稅的合法性。這些企業表示，高關稅大幅提高了進口成本，削弱了它們的競爭力，甚至威脅到生存。此外，美國13個州的司法部長組成的訴訟團也對關稅政策提出質疑，認爲其對地方經濟造成了“毀滅性破壞”。在國際上，中國對美國商品徵收125%的報復性關稅，並限制稀土出口；加拿大和墨西哥則威脅採取反制措施，全球貿易戰的風險進一步升級。

二、爲何叫停？法律依據與司法邏輯

美國國際貿易法院的裁決基於對美國憲法和《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的嚴格解讀，核心爭議在於總統是否擁有單方面徵收關稅的權力，以及貿易逆差是否構成“國家緊急狀態”。以下是對裁決原因的詳細分析：

美國憲法的權力分配

美國憲法第一條第八款明確規定，國會擁有“管理與其他國家的貿易”（regulate Commerce with foreign Nations）的專屬權力。這一條款被視爲美國貿易政策的核心法律基礎。法院在裁決中指出，總統通過行政命令徵收關稅，實質上是在行使本應屬於國會的立法權，違反了三權分立的原則。

原告方的法律團隊，特別是喬治梅森大學的法學教授伊拉·索明（Ilya Somin），認爲《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雖然允許總統在“異常且特別的威脅”下幹預貿易，但並未明確授權總統加徵關稅。更重要的是，貿易逆差作爲一種常見的經濟現象，並不構成法律意義上的“緊急狀態”。法院的三名法官在聽證會上對白宮的論點表示質疑，認爲政府未能提供足夠證據證明貿易逆差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的適用邊界

《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1977年頒布）允許總統在國家面臨“異常且特別的威脅”時採取經濟措施，如實施制裁或限制貿易。然而，該法律歷史上主要用於針對特定國家的經濟制裁，而非廣泛的關稅政策。法院認爲，特朗普政府將貿易逆差等常規經濟問題上升爲“緊急狀態”，是對該法律的濫用。

此外，法院還參考了歷史判例。例如，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期間，總統曾援引類似法律採取行動，但這些行動通常針對具體且明確的國家安全威脅，而非廣泛的經濟問題。特朗普政府試圖將貿易逆差與邊境安全、非法移民等問題捆綁，法院認爲這種邏輯牽強，缺乏法律依據。

原告的訴求與司法審查的嚴格性

由自由司法中心代表的五家小企業提出，關稅政策增加了它們的運營成本，削弱了市場競爭力，對美國經濟造成了實質性損害。法院在審查中採用了嚴格的司法審查標準，要求政府證明其行爲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法官們在聽證會上對白宮律師的說辭表示懷疑，認爲政府未能充分解釋爲何貿易逆差需要通過緊急狀態來解決。

法院的裁決還反映了對行政權擴張的警惕。近年來，美國最高法院和下級法院在多起案件中表現出對行政權力的限制傾向。例如，2022年的西弗吉尼亞訴環保署案（West Virginia v. EPA）中，最高法院限制了行政機構在重大政策問題上的單方面行動權。此次國際貿易法院的裁決延續了這一司法趨勢。

三、總統與法院的權力博弈

這場訴訟不僅是法律問題，也是美國三權分立體系下總統與法院權力博弈的縮影。

總統的行政權力

特朗普政府主張，總統在國家安全和經濟領域擁有廣泛的行政權力，尤其是在宣布“國家緊急狀態”後。《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和《國家緊急狀態法》確實賦予總統一定的靈活性，以應對突發危機。然而，這種權力的行使必須符合法律的明確授權，且需接受司法審查。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內曾多次通過行政命令繞過國會，例如2019年宣布緊急狀態以撥款修建邊境牆。這種策略雖然在短期內有效，但也多次引發司法挑戰。此次關稅案中，特朗普試圖以類似方式擴大行政權，但法院明確表示，總統的緊急權力不能凌駕於國會的憲法授權之上。

法院的司法審查權

美國國際貿易法院是聯邦法院系統中的專門法院，負責處理與國際貿易和海關相關的案件，其判決具有全國效力。法院在此次案件中展現了強大的司法審查能力，通過審慎的法律分析，否決了總統的行政命令。

更重要的是，這起案件可能爲未來的司法審查樹立先例。法院不僅質疑了關稅的合法性，還對“國家緊急狀態”的定義進行了嚴格界定。這種司法立場可能限制未來總統在貿易和經濟政策上濫用緊急權力的可能性。

國會的角色

盡管國會擁有憲法賦予的貿易管理權，但近年來，國會在貿易政策上的影響力有所下降。特朗普政府通過行政命令實施關稅，實際上削弱了國會的立法權威。此次法院的裁決重申了國會的核心地位，可能促使國會重新審視如何加強對貿易政策的控制，例如通過立法明確總統在緊急狀態下的權力邊界。

四、經濟影響與市場反應

特朗普的“解放日”關稅政策對全球經濟產生了深遠影響，而法院的裁決進一步引發了市場波動。以下是主要經濟影響的分析：

對美國企業的衝擊

原告方的五家小企業代表了衆多依賴進口的美國企業。高關稅增加了原材料和商品的成本，導致供應鏈中斷和價格漲。這些企業表示，關稅不僅削弱了它們的競爭力，還可能導致裁員和業務萎縮。法院的裁決爲這些企業提供了喘息機會，但後續上訴的不確定性仍可能影響它們的長期規劃。

全球貿易戰的風險

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加劇了與主要貿易夥伴的緊張關係。中國對美國商品徵收125%的報復性關稅，並限制稀土出口，這對美國高科技產業構成威脅。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報復性措施也可能影響北美供應鏈的穩定性。法院叫停關稅後，全球貿易談判的不確定性增加，市場對未來貿易協定的預期變得更加復雜。

金融市場的反應

裁決公布後，全球債券市場出現波動。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上升4個基點至4.5186%，日本和澳大利亞的國債收益率也分別上升。這種波動反映了市場對避險資產需求的減少，以及對全球貿易環境改善的樂觀預期。然而，如果特朗普政府上訴並推翻裁決，市場可能再次陷入動蕩。

五、未來發展：上訴與長期影響

美國國際貿易法院的裁決並非終局，特朗普政府可以向位於華盛頓特區的美國聯邦巡回區上訴法院（U.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提出上訴，最終可能上訴至美國最高法院。以下是對未來發展的預測：

上訴路徑與可能結果聯邦巡回區上訴法院：該法院是國際貿易法院的上級法院，專門處理專利、貿易和某些行政案件。如果特朗普政府上訴，巡回法院將重新審查憲法和《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的適用問題。鑑於巡回法院的法官構成較爲保守，可能會對行政權力持更寬松的立場，但也可能延續國際貿易法院的邏輯，維持原判。

最高法院：如果案件上訴至最高法院，裁決結果將具有深遠影響。目前的最高法院由保守派法官佔多數，包括特朗普提名的三位大法官。然而，近期案例顯示，保守派法官如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在某些問題上表現出獨立性。例如，2025年3月，巴雷特與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聯手否決了特朗普的一項行政措施。這種獨立性可能使最高法院的裁決結果難以預測。

政治與經濟影響

如果關稅政策最終被推翻，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戰略將受到重創，可能迫使政府尋求與國會合作，通過立法途徑調整貿易政策。這將增強國會的貿易管理權威，同時可能緩解與貿易夥伴的緊張關係。然而，如果上訴成功，特朗普可能進一步擴大行政權力，引發更多司法和政治爭議。

從經濟角度看，裁決的最終結果將影響全球供應鏈的穩定性。美國企業的進口成本、消費者的購買力以及國際貿易談判的走向都將受到直接影響。此外，其他國家可能根據裁決結果調整其貿易策略，例如加快與美國的談判或採取更強硬的報復措施。

國內政治格局

這起案件還可能影響2026年的中期選舉。反對關稅的州政府和企業可能利用裁決結果，批評特朗普政府的經濟政策魯莽且損害地方利益。而支持特朗普的選民則可能將司法裁決視爲對總統權威的挑戰，進一步加劇政治極化。

六、總結：權力制衡與全球經濟的新篇章

美國國際貿易法院叫停特朗普“解放日”關稅的裁決，是一場憲法權力分配與經濟政策博弈的縮影。它不僅重申了國會在貿易領域的專屬權力，也對總統緊急權力的邊界進行了嚴格界定。這起案件展現了美國三權分立體系在重大政策問題上的制衡作用，同時也爲全球貿易環境帶來了新的不確定性。

未來，隨着案件可能上訴至聯邦巡回區上訴法院乃至最高法院，法律與政治的較量將持續升溫。無論最終結果如何，這場訴訟都將成爲研究行政權力、司法審查和國際貿易政策的重要案例。對於美國企業、消費者和全球貿易體系而言，這場博弈的結局將深刻影響未來的經濟格局。